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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日事变

1927年5月21日晚,驻守长沙的武汉国民政府辖军,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率叛军捣毁了“湖南总工会”、“农民协会”、“农民讲习所”等中共控制的组织革命机关、团体,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释放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共产党员、中国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百余人被杀害。事变后,许克祥与中国国民党右派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救党委员会",继续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因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马"字,故称这次事变为"马日事变"。

1927年5月中旬,中共湖南省委就接到一些反映,说是驻军已经在街上堆沙包,显然是准备巷战,当时长沙市内虽然还有一千多名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却是白天上班,晚上把枪集中锁起来回家,结果在突然袭击面前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省委接到情报说会有突然事变,书记夏曦只留下一张纸条,说我到中央汇报去了,不告而别。省委其他人坐在一起开会又开会,讨论又讨论,拿不出办法。5月21日白天,看到没出事,临时省委的负责人又乐观起来,照常举行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会上说形势已经好转了,不过仍然需要应变,可是又没有具体措施。当天晚上中共湖南省委又秘密开会,商量了工农武装准备就地自卫,不过刚宣布散会,11点的时候外面就枪声大作,除了领导人转移之外,各种应变措施都来不及采取。许克祥率领1300名叛军向湖南省党部、省市总工会、农民自卫军总部、省党校、特别法庭和工人纠察队全面发起了进攻,黄埔军校三分校内的反动师生也对革命师生开火,实行了血腥的清洗。这天晚上,工人纠察队仍然是多数人下班回家,只有几十个值班人员进行了零星抵抗,结果一夜之间,许克祥一个团竟然封闭了革命机关70多处,长沙城全部被反动武装控制。

"马日事变"一发生,湖南省内各地的反动军队、民团闻风响应,到处屠杀农运骨干,捣毁共产党领导的团体,10日之内在长沙附近就杀了上万人。缺乏准备而且处于消极防御的各地农民武装,虽然号称有十万人,可是短短几天都被打散。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看到这个情况还幸灾乐祸,嘲笑当时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说,你们在湖南的十万大军还打不过许克祥一个团。

马日事变严重地摧残了湖南的党组织和工农群众团体,是湖南的大革命由高潮走向低潮的转折点。它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动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反革命派公开合流的信号。

"马日事变"向当时的共产党人提供了严重教训,那就是不能满足于表面上数字庞大却没有多少战斗力的工农武装,必须有自己坚强的革命军队,同时实行攻势的积极防御才是有效的,消极防守坐等人家来打,不预想反击的措施只能是死路一条。随后共产党人主动发起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吸取了马日事变的教训。

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爆发于1927年7月15日。在中华民国政府进行北伐(1926年至1928年)时,原先采取"联俄容共"的方针,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但在北伐期间,国民政府内部就容纳共产党与否的问题,于1927年分成南京(蒋中正等领导)及武汉(汪精卫等领导)两政府。

武汉方面最初仍主张容共,其后与共产党发生摩擦,再加上冯玉祥等军事实力派人士的表态要求分共,汪精卫乃于7月15日当日,在武汉召集会议,宣布停止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结束。

1927年7月14日晚,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召开秘密会议,接受了汪精卫提出的"分共"主张,决定将《统一本党政策案》和《统一本党政策决议案》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实行。1927年7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20次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汪精卫、孙科、谭延闿、顾孟余、陈公博等17人。汪精卫在会上宣读了共产国际5月指示,并就其内容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认为,共产国际提出开展土地革命,由下级没收地主的土地,违背了国民党关于由国民政府下令没收土地的主张,与"三民主义相冲突"。并攻击说湖南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训令去做的,"怪不得湖南闹成这个样子"。他指责共产国际提出要在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中"多增加工农领袖","简直是破坏本党的组织"。他攻击共产国际关于武装工农、改造旧军队的指示,"是根本动摇我们的军队"。他歪曲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的目的,说什么组织特别法庭,不要共产党同志参加,由老党员组织,就是"让国民党做刽子手"。汪精卫声称,"综合这五条而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这是共产党"破坏国民党的阴谋"。汪精卫提请会议讨论决定两个问题:一是派负责任的重要同志到苏联的莫斯科去,重申国民党的联俄政策"乃是三民主义联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的中国联合共产主义的俄国","若是丢开了三民主义那就不是联俄而是降俄了"。二是对共产党应采取一个"处置办法",因为"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孙科、顾孟余、谭延闿等发言,认为"共产党同志加入国民党是要使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化","将国民党作为共产党的工具",国民党的主义、政策、组织"差不多都受了容共的影响",因此,不能不对共产党"加以相当的制裁"。

会议根据汪精卫的提议通过了3项决定:一、在一个月内,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所提出的意见并解决之;二、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开会之前,中央党部应裁制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的言论行动;三、派遣重要同志前赴苏俄,讨论切实联合办法,其人选由政治委员会决定。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与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三、土地革命战争

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不久,国民政府举行“北伐”,占领北京,奉系军阀张作霖退到关外。张学良“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这样,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国民党新军阀间连年混战给人民带来极大灾难。在国民政府统治下,四大家族凭借国家政权,迅速聚敛巨额财富,成为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

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吓倒,1927年召开“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创建红军,开辟农村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接着,又取得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与此同时,建立了中华苏维埃政权。

1931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沦亡。日本扶植溥仪做傀儡皇帝,建立伪满洲国,对东北实行殖民统治。1932年,日本又发动了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取得了日军驻留上海的权利。

1933年秋,蒋介石发动了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长征。中国共产党在长征路上举行的遵义会议,在极其危急关头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克服千难万险,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1935年《何梅协定》的签订和“华北五省自治”,使中华民族处在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6年西安事变获得了和平解决,由此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

四、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或八一起义,又称南昌起事,国民党称南昌暴动、南昌兵变,是指1927年8月1日于中国江西省南昌,由中国共产党势力的军队针对中国国民党的分共政策而发起的武装反抗事件。由周恩来、谭平山、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中共人士和贺龙领导。贺龙在事件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武装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序幕,从此诞生了一支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崭新的人民军队。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带有全局意义的一次武装暴动。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并为创建人民军队打好坚定的基础。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8月1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起义的目的是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唤醒广大中国人民,表明中国共产党要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并不是要通过南昌起义这样的一种起义方式来夺取国民党的政权,共产党的目的是联合愿意革命的国民党左派,挥师南下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二次北伐,实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在对历史事件的称呼上,大陆、台湾各执一词。对于此共中在1927年8月1日于南昌发动的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通常称呼为“南昌起义”,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则会称为“南昌暴动”。

五、八七会议

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机关、共青团中央、地方代表共21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由于当时环境极其险恶,会议只开了一天。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中国革命处在一个十分紧急的关头,

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没有注意防止正在滋长的"左"倾情绪,导致后来发展成危害极大的"左"倾错误。

八七会议是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召开的,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从而使全党没有在白色恐怖面前惊慌失措,指明了今后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它在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后,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党在农村领导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方针。这次会议对于挽救大革命失败所造成的危局,实现党的战略转变起了重要作用。

八七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

六、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是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即红军)举行的一次武装起义。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分共",背叛了革命。中国共产党从此转入地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共产党力量较强、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江西、广东4个省举行秋收暴动,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决定派毛泽东去湖南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和领导秋收起义。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在湘鄂赣边区组织秋收起义。8月12日,由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到达修水县城,并与8月下旬抵修城的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在本县山口统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余洒度、余贲民任正副师长,下设4个团,1、4团驻修水,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总指挥,总指挥机关设在县城,修水地方党组织积极配合,发展武装,组织群众支持起义军。师部参谋长何长工、副官杨立三,根据前敌委员会指示,在修水设计并制作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和臂章。"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1927年9月9日,震撼世界的秋收起义首先在修水爆发,起义部队在修水县城举起义旗,向长沙挺进。途经渣津,与收编的邱国轩第4团汇合,并攻克了敌人盘踞的朱陂厂,在进攻长寿金坪受挫后,返回修水台庄,后接毛泽东指示,挥师浏阳文家市,与2团和3团会合后,跟随毛泽东踏上前往井冈山的道路。

秋收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了自己的旗号,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面军旗(带有镰刀、斧头、五角星的工农革命军军旗)的诞生,在全国人民面前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决心 。

七、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标志着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思想的开始形成。

三湾改编初步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份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

1927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毛泽东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领导了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他创造性地确立的“党指挥枪” 、“支部建在连上” 、“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

1927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毛泽东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领导了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标志着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思想的开始形成。

三湾改编初步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份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

同时,三湾改编的三项重要内容之一——实行民主主义,也对团结广大士兵群众、瓦解敌军起到了巨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湾改编又丰富了我党早期的统一战线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上对统一战线工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三湾改编之前,已经诞生达六年之久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拥有一支独立的军事武装。

我们党虽然整合和影响了一些国民党军队,并在军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但党组织(支部)都是设在团一级,团政治指导员办公室直接管连队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只做宣传教育工作,因而政治工作没有群众基础。

连一级没有党的组织,就难以直接掌握士兵,团一级即使设了党的组织也难以掌握部队。可以说,我们党掌握或影响的叶挺部队、贺龙部队等所以在三大起义中被逐次击溃,缺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一个主要原因。

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南昌起义的部队中,在毛泽东直接领导的秋收起义中也普遍存在。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东赣西秋收起义暴发。秋收起义部队到浏阳文家市集合后,毛泽东否定“浏阳直攻长沙”的错误意见,把部队引向罗霄山脉建立革命根据地。当部队走到萍乡县芦溪镇时,遭遇敌军和地主反动武装的偷袭,部队伤亡1/3,部队士气低落,士兵不断逃亡、军阀习气严重。

当部队到达莲花县三板桥时,毛泽东叫来何长工,要他到永新去找一个上井冈山途中安全的休整地。9月25日下午,何长工来到永新石市村,找到了第一次革命时期的农会干部汪季元,了解到走过高溪后,爬越十里山,有个群山环抱的山沟名叫三湾。那里既能摆脱敌军追击,还可走上宁冈茅坪的山路直达罗霄山脉,并介绍井冈山上有袁、王两支“绿林武装”。连夜,何长工向毛泽东汇报此事,作出决定去“三湾改编”重大决策。9月29日上午,起义部队翻越了大山口,来到一个群山环抱、没有地方反动武装的山坳里——永新县三湾村。当时,原有5000多人的秋收起义部队仅剩不足1000人和48匹战马。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三湾村地处湘赣边区的九陇山区,是茶陵、莲花、永新、宁冈四县的交界地,有50多户人家,在山区算是较大的村庄。起义部队到达三湾的时候,减员较大,人员不足1000人,组织很不健全,思想相当混乱。

当时,部队没有建立基层党组织,党不能切实掌握部队;雇佣军队的影响还严重存在;加之作战失利,连续行军,斗争艰苦,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开始动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改进部队存在的问题,不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不仅难以适应艰苦的环境,而且无法完成艰巨的革命任务。为了巩固这支新生的革命军队,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毛泽东在到达三湾的当天晚上,就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议,决定对起义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